美國作家蕾切爾·西蒙斯曾在就讀于牛津大學期間，給自己的女性朋友們發送了一封郵件，詢問她們「你是否曾被另一個女孩折磨或取笑？」24 小時之內，她的收件箱就堆滿了來自美國各地的回復。
(相關資料圖)
那段時間，面對著這些答案，她陷入了困惑：到處都是關于男孩攻擊和霸凌行為的文章，討論女孩霸凌問題的卻非常少。但事實上，女孩們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攻擊文化：在面對沖突時，女孩們會采取非肢體接觸、間接、隱蔽的形式來攻擊彼此，這樣的現象、傷害，甚至重塑著她們的人生。
蕾切爾把相關的觀察、訪談和思考整理成一本書，名為《女孩們的地下戰爭》。
女孩們的地下戰爭并不是美國社會的孤例。這本書出版后，不少中國讀者在社交網絡上也回憶起了自己的遭遇——高中時的女同桌，會故意把垃圾落在自己的凳子上；一位轉學生走在樓道里，會被幾個女同學故意伸出腳絆倒，一顆門牙因此斷成兩截；自己的女兒在幼兒園大班時突然被最好的朋友孤立，因此經常大哭……
中國讀者@不吃餃子的阿喵嗚因此感慨道：「女孩子的霸凌不是男孩那種身體的、武力的，是滿天飛的小紙條，是眼神、表情，和語氣，是孤立和關系暴力——更難識別，傷害卻很大。」
蕾切爾發現，傳統社會文化對女性是苛責的，人們對「好女孩」要求甚高，期望甚遠，「好女孩」們往往順從、謙卑，不會為自己的觀點爭取過多的討論空間。女孩們一旦展現得過于好斗、激進，就會受到評判。在這樣的規訓下，女性從小到大遭遇的批判和忽視，遠遠超出每個人的想象。
蕾切爾的女兒今年10歲——和她采訪過的女孩們年歲相仿。在家里，她會觀察女兒的表情，會和女兒互相分享生活，她悉心保護著、教養著女兒。在她看來，關注學齡女孩之間的隱性攻擊行為，能讓更多人看到「好女孩」的個體犧牲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也關于我們該如何認真對待女性、對待自己。
以下自述，根據《人物》和蕾切爾的訪談，以及書稿整理而成——
文｜令頤
編輯｜金匝
1
8歲時，我親身經歷過一起霸凌事件，這也是我開始關注校園霸凌和女孩之間隱形霸凌的起點。
那是讀三年級時，在老師們眼中，我是個猛打猛沖的孩子，總是一口氣做完除法練習和地圖小測驗，然后錯不該錯的題目，但我就是喜歡第一個寫完。在學校里，我有一個親密的朋友阿比，但有一段時間，她總是想把我和其他朋友分開。她告訴人們，不要再做我的朋友，她先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悄悄議論我，很快就說服了對方拋棄我去跟其他女孩玩耍。課后，我們一起到社區中心上舞蹈課，阿比拉攏了我的朋友們，勸她們也離我遠遠的。
那時候，我只有8歲，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可怕，我也感覺非常悲傷，我一直不明白阿比為什么會這樣做。
這段經歷一直在困擾著我，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說實話，上學的時候，我很想受到同學們的歡迎，我想被一群女孩接納，因為我想被人們接受。有時我會想，如果再見到阿比會是怎樣一番場景？我還想象了自己可能會問她的問題。
16 年后，我在英國念書，一個深夜，我在學校和朋友們分享了這段回憶，沒想到的是，有6個朋友都有類似的故事，在她們自己的過去中，都有一個「阿比」在糾纏不休。
后來我就去圖書館，想弄清楚阿比為什么要那樣對我，我相信圖書館里一定有書或者研究能解釋女孩的霸凌行為，但幾輪搜索下來，我一無所獲：關于男孩攻擊和霸凌行為的文章比比皆是，討論女孩霸凌問題的卻屈指可數。沒有相關研究，沒有家長手冊，沒有為孩子們準備的可愛指南。我經歷了某些痛苦的遭遇，但我沒有看到社會對它有所反應、有所改善。
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我發現，女孩們被忽略了，并沒有人把女孩之間的隱性攻擊當作重要的事情來談論。事實上，女孩中存在著一種隱性的攻擊文化，其中盛行著瘟疫般的霸凌行為，獨特且具有毀滅性。與男孩之間的攻擊行為不同的是，女孩之間的攻擊并不體現在直接的肢體或口頭語言之中。
我最大的疑問和感受是，為什么沒有著作來研究這些隱性行為呢？哪怕只有十本。我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。
為此，我去了十所不同的學校工作，并在美國三個不同的區域生活，那段時間，我采訪了來自美國不同地區的幾百位學齡女孩。這些女孩有完全不同的背景，她們來自不同種族，成長環境也分布在城市、郊區或者農村，當時所做的采樣范圍還算是很廣的。
很多時候，人們的態度是，女孩之間的關系向來如此。我在采訪中遇到過這樣一件事：13 歲女孩謝里的朋友們，突然都不和她說話了，父親很擔心她，聯系了謝里一位朋友的母親了解情況。這位母親不屑一顧 ：「女孩兒嘛。」她說這是典型的女孩行為，不必擔心，女生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，會過去的。「你小題大做啦。」她這樣告訴謝里的父親，「有什么好擔心的呢？」
她的評論反映了人們對女孩之間另類攻擊行為的普遍態度：等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。一位學校輔導員告訴我：「一直都是這樣，一直都會這樣。我們無能為力。」
2
在每個班級的學生面前，我會先做自我介紹，告訴女孩們我們要討論什么。不出意外，她們通常都先是一怔，然后恍然大悟。討論什么？在課堂上嗎？她們偷偷笑了，竊竊私語。
大部分和孩子談論霸凌行為的成年人處理問題時都會說這種話：別欺負人，和小伙伴好好相處。我則是從反方向入手，我的出發點不是勸阻不良行為，而是希望她們幫助其他女孩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和這些女孩子的交流過程中，很多女生會和我訴說她們的遭遇。類似的故事聽得多了，我覺得我真的背負了很多孩子們內心的痛苦。雖然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名研究者，但還是會對她們產生強烈的保護欲。
有一次，我在一所小學采訪完之后，剛一走出學校，坐進車里我就沒忍住開始大哭。
那天，一個10歲的女孩給我講了她最親近的好朋友開始在學校孤立她，和其他同學一起排擠她。我坐在她對面，看著她，她是那么年輕，那么單純，很平靜地講述著她的遭遇。但我知道，那一定是一段非常殘忍的經歷，她感受到的，其實是一種強烈而深刻的痛苦。這是非常可悲的，我真的感到非常憤怒，也非常困惑。
類似這種女孩之間的隱形攻擊總是被忽略，后來，一項研究讓這一現象發生了轉變。
一個挪威研究團隊公布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女孩研究。他們發現，女孩并非與攻擊行為絕緣，而是采用非傳統的途徑來表達憤怒。研究團隊猜測：「如果出于種種原因，攻擊者無法（通過肢體或口頭表述的方式）直接對目標進行攻擊，她們就不得不另辟蹊徑。」
研究結果證實了他們的理論：由于文化規則不允許女孩采取公開攻擊行為，她們便訴諸非肢體的攻擊形式。
此后，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小組根據上述研究結果，分出三類攻擊行為 ：關系攻擊、間接攻擊和社交攻擊。我將這些行為統稱為「另類攻擊行為」。
珍妮也是我訪問過的一個女孩，她轉學過來，但在新學校，布里安娜和麥肯齊像蜂后一般掌控著整個七年級，珍妮還沒來得及向同學們介紹自己，她們就已經開始給她取代號了，稱她為「毛茸茸的蕩婦哈麗雅特」。她們告訴所有人，說珍妮在足球場后面的樹林中與男生廝混。
布里安娜和麥肯齊組建了一個小組織——「討厭蕩婦哈麗雅特聯合會」。她們成功說服大部分女孩加入，兩個不感興趣的女孩除外。所有成員在走廊路過珍妮時都要說「Hhiiiiiiiiii……」。她們會拖長「你好」的尾音，好讓她聽清這是小組織名稱的首字母 ：HHHI。剛開始的幾天，珍妮努力置之不理，但一周將盡，她被尷尬和恐懼吞噬了。
她努力克制，直到寫完作業再哭，而且總是默默地哭，躲在枕頭下抽泣。幾個月后的一天，珍妮看見女孩們在教室傳一張請愿書，「我發誓永遠討厭蕩婦哈麗雅特」，上面這樣寫著，班里幾乎每個女孩都簽名了，還附上了長長的列表，列舉大家都應該討厭她的理由。整個七年級，珍妮孤身奮戰。同齡人對她的刻薄態度很難被人發現，沒有老師注意到或替她出面干涉。
現實中，一些另類攻擊行為成功地逃過了成人的眼睛。為了逃避責難，女孩會退卻到甜美的表面之下，無聲地互相傷害。她們悄悄地使眼色、傳紙條，長時間隱秘地控制他人，在走廊為難其他女孩，轉身、竊竊私語、微笑。
在訪問的過程中，那些令我印象最深刻、最痛心的故事，往往都和親密朋友之間的互相傷害有關。
我們經常想象，霸凌的施害者會是我們不太了解的人，是一個隨機的人，但實際上，對女孩來說，施害者往往都是你愛的人、你信任的人，也可能是對你的自尊心有很大影響的人。
我發現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，像我在書中提到的凱茜就是其中一個。凱茜和貝卡從一年級開始就是好友，后來，凱莉搬來了，也開始和貝卡一起玩耍。剛開始，三人很親密，但在過去的幾周中，凱莉和貝卡開始特別親密，她們開始一起針對凱茜，開始無視她，不和凱茜說話或一起做事。午餐后她們要在一個地方集合，要排隊去上課，大家都圍成一圈說話，她們會勾肩搭背但不讓凱茜加入。
后來，凱莉在學校算不上新生了，她開始警告其他女孩別和凱茜一起玩耍。貝卡到處說凱茜在背后辱罵凱莉，而凱莉則在四處傳紙條，說凱茜住在棚屋里，窮到連好衣服都買不起。凱茜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想上學了，她們會讓凱茜感覺 ：「凱茜，走遠點，我們要開始說你了。」
凱茜很難用語言描述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沒有老師注意到這些朋友們以沉默的刻薄態度對待她，這讓她感到非常無助，而這種無助感又慢慢轉化為自責。
而且，被攻擊的人和攻擊者越是親近，傷害就越深。一位高一學生告訴過我：「朋友了解你，也知道該怎么傷害你。她們知道你真正的弱點，也完全知道該怎樣摧毀一個人的自尊。她們會讓你內心崩潰。」
而這種尖銳的刻薄，可能會伴隨你一輩子，甚至可以決定你變成怎樣的人。
3
我在訪問中發現，面對女孩的霸凌問題，家長往往和自己的孩子一樣沮喪。
這些人往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女兒每天回家哭泣，或在工作時因為女兒假裝肚子疼被叫到學校，或是看著孩子被嘲諷而感到尷尬，或是看著孩子越發孤單，一些家長自責，還有的則對女兒的消極被動感到憤怒。
在我被阿比排擠之后，晚餐前，媽媽在做飯，我便向她哭訴。她當時沒有說什么。但之后，媽媽每天放學都會去接我。車門一關上，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。
如果一個女孩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被欺凌的時期，未來，她很難信任工作中的其他女性同事或其他女性朋友，因為她沒有安全感，她無法放松。有時你會聽到一些女性說，我只和男人做朋友，這讓我很難過。
我們無法忽略一件事，被霸凌過的女孩在日后大多會成為母親。這些女性會透過自己的苦難去看待女兒，（她們）會對女兒的同齡人感到多疑、憤怒，并且在生活中充滿焦慮。
她們很難不把自己的經驗疊加到孩子身上。比如說，你的孩子放學回家后可能會說，今天沒有人和我一起吃午飯。因為你經歷過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會產生聯想：這太可怕了，這是不對的。而你根本沒聽到孩子也說了「這沒關系」，你會忽略到孩子本身的感受。
而且，放學并不見得能舒一口氣。數據顯示，11歲到18歲的青少年中，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都成為過網絡霸凌的靶子。
現在，社交媒體將校園霸凌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地方，這給孩子、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老師帶來了巨大的新挑戰。
手機和電腦成了新的涂鴉墻，用戶們只需輕點鼠標，就能摧毀一個人的人際關系和聲譽。女孩們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正無縫對接起來，這個「永遠做最好的朋友 2.0 版」的新時代令人喜憂參半。
害怕和同齡人發生正面沖突的女孩，現在可以通過網絡發泄，她們的線上狀態和聊天信息里常常充斥著憤怒、沮喪和威脅。一個初中女孩在類似于網絡日志的Tumblr的公開狀態中寫道：「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知道你是什么貨色，是他媽的撒謊精。」24 小時之內，數百名同齡人都會在自己的頁面轉發該評論，或通過點「贊」表忠心。
社交媒體成了一種武器，可以將孩子的聲譽和自尊碾成粉末。網絡霸凌行為依然會讓成人和女孩驚慌失措，大部分學校都會和學生談論這個問題，但此類事件若是發生在家庭中，很少有學校會采取行動。
許多學校繼續拒絕干預網絡霸凌事件，因為它們并非發生在校園之內。然而，所有教師都清楚，校外發生的網絡霸凌事件，很快就會反彈回校內，擾亂集體秩序。2010年，美國發生了好幾起和網絡霸凌相關的自殺事件，國家開始要求各校區在反霸凌政策中加入關于電子攻擊的內容。馬薩諸塞州韋斯特波特的一項政策是，禁止那些「讓霸凌目標生活在充滿敵意的校園環境中、侵犯目標在校權利，或對教學過程及校園秩序造成實質性干擾」的網絡霸凌行為，無論是在學校附近，還是校園活動中、校內還是校外。
4
在一個男性主導的世界里，很多女性經常會被告知，「她們真的需要改變」。但真正需要改變的，根本就是這個世界。
這個世界對女性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。比方說，有一個大家經常聽到的稱呼，「好女孩」。人們對「好女孩」有太多期待和要求了：「好女孩」是聰明、勤奮的，她在學校里總是知道習題的正確答案。除了這些，「好女孩」通常還得很容易相處，做他人要求的一切。在美國，人們對好女孩的期望是，你會很受歡迎，或者你在社會上會很有地位。
「好女孩」有朋友，而且有很多朋友。她們順從、謙卑，不會為自己的觀點爭取過多的討論空間，也不會表現得比別人強。她們一旦展現得過于好斗、激進，就會受到評判，大家會評價她咄咄逼人，過于直言不諱，過于直接。
也有研究證實，從很小的時候起，父母和老師就會阻止女孩進行肢體攻擊，或者叫停她們引發沖突的一些行為，但面對男孩的小沖突，成人要不就表示鼓勵，要不就不屑于插手。如果女孩進行公開攻擊，就會被病態地稱為不夠女人味，或被貼上更可怕的標簽。
一直以來，男性擁有更多權利來表達自己強烈的感情，也總是被默許可以與對方發生沖突。我們會發現，在小時候，男孩就習慣于爭論。例如，研究人員觀察到，當男孩們在玩游戲時，如果他們對規則有分歧，他們會一直爭論，直到他們得到滿意的答案。但當女孩們在學校的游戲中發生沖突時，她們往往會彼此走開，停止游戲。
其實，學會與社會上的某種意見相左，和鍛煉肌肉一樣重要。如果不舉重、不鍛煉，那么你的肌肉就會萎縮，它們就不會發育。在我看來，現實是男孩有更多的機會來「發展肌肉」，他們從文化中得到了更多的許可，并且得到了更多實踐的機會，在這一點上，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大的自由度，這是一種特權。
作為女性，我們需要培養的必備能力是，不要總是自責。而是要辨別哪些方面是自己的問題，而哪些問題本身應該是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系統來做出改變的。任何時候，女性群體如果被要求改變真實的自我，這本質上是一種壓迫。
如果女性受到的教育、獲得的信息是勸阻她們進行自我表達、罔顧自己的需求，那么這其實是厭女癥的一種體現。因為這個體系剝奪了女性的聲音，并且給女性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號——她們必須保持沉默，才能被接受，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。
在我的整個研究過程中，有一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，是卡蘿爾·吉利根和琳恩·布朗共同寫作的《在十字路口相遇》。布朗和吉利根說道 ：「認真對待女孩，也會鼓勵她們認真對待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經驗，并將這種認知延續下去，甚至尋回那些已經失去的自我認知。」
我覺得我是個很勇敢的人。平常，我最大的愛好是騎山地自行車，我喜歡冒險。我也喜歡在電視上演講，我很享受那種必須在強壓力下應付自如的情況。
到了今天，我覺得我做過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，是主動選擇成為一名單身母親。我一個人帶著女兒，現在，她快11歲了。當媽媽是我一直想做的事，我很感激我做到了。同時，作為一名母親，我想，如果這個世界能承認女孩的隱性攻擊文化，更能幫助她們走出困境。
作為父母，首先，同理心是你的女兒陷入社交斗爭時最渴望得到的東西。請記住，你的女兒的同齡人文化常常拒斥或否認感受：「你太敏感了」「我沒那樣，你誤會了」「我只是開玩笑」。那么多人都說她的感受毫無根據，她需要你的幫助，才能認可自己的感受。同理心看似微不足道，卻能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。這需要父母慢下來，承認并思考孩子受傷、被拒絕或悲傷的感受。
行動也可以表達同理心，可以思考并詢問孩子，怎樣幫忙，會讓她在學校和家中更好受。觀察孩子的日常情況，看看怎樣可以幫她減輕負擔。想辦法了解她午餐和課間時做什么。如果自己一個人待著，去哪兒比較好呢？可不可以每周安排她去圖書館、藝術課或健身房兩次？這些都不是終極解決方法，她也不能習慣性地逃避學校的日常，但如果她真的很痛苦，也許你可以為她找到一個喘息的空間。
大部分女孩不會告訴父母有關霸凌的狀況。這個問題男孩、女孩都一樣，被欺負是每個孩子深深的恥辱。一些女孩可能沒法判斷出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是不合理或錯誤的，反而會將問題埋在心底，認為都是自己的錯，不愿意說出來。孩子也可能覺得，既然沒有規定能制止這種行為，老師也發現不了，那就不值一提，也無須追究。
就像我訪問過的一位老師，在學生時代曾自殺未遂，因為當時朋友都躲著她，她覺得很尷尬，所以不愿告訴母親。「我覺得媽媽肯定沒經歷過這些，她從來沒說過。不想告訴她，說有其他女孩找碴欺負你，真的很尷尬。」
如果你用客觀的方式告訴孩子自己了解學校生活—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。你「懂」女孩的隱性攻擊文化，女兒就會感到安全，愿意告訴你最黑暗的角落。問的時候隨意一點，比如在開車回家的路上，晚飯前在餐廳里，或看電視插播廣告時。
每年我都在美國各地的城鎮給父母做演講。不出意料，聽眾大部分是女性。會有一些爸爸來，但大部分父親都認為，這是「女孩的事情」，應該扔給媽媽處理。這是不對的。也許爸爸的獨特視角正是女孩所需的，男性能夠遠離女孩社交圈的紛紛擾擾，這讓他們成了亂象中的完美觀察員。
改變女孩隱性攻擊文化的最大希望之一正是老師們。正是在教室中，女孩能夠有機會明白，另類攻擊行為是不夠堅定自信的表現。老師們可以教導女孩，間接攻擊和操控他人都不是表達負面情緒的恰當方式。如果老師們可以公開探討不同形式的另類攻擊行為，整個班級就會對這種舉動更為敏感。老師可以講述孩子經歷過另類攻擊行為的故事，可以公開討論自己經歷過的霸凌，可以利用教學時間討論班級的社交動態，可以和同事共同努力分享有效的管理策略、討論年級的社交環境，可以花時間表揚班級中的實話實說和堅定自信之舉。
到現在為止，我已經和超過萬人進行過交談，許多人都從我的建議中受益，但大部分人更想聽故事。他們很想了解我遇到的其他家長和女孩的經歷，他們有何感受？他們面對著哪些選擇？他們如何克服障礙？
現在我們的任務是，和每一位女孩、每一位家長以及每一位教師普及隱性攻擊文化，共同探討女孩之間的沖突和關系。女孩將會明白，交朋友是一種選擇，而不是強制命令。她們會明白，友誼是一種選擇的結伴關系，關愛和沖突都是正常現象。如果女孩懂得了關系是可以選擇的，沖突很正常，她們在社交中就不會再糾纏于自己能維持多少份理想化的友誼。
在隱性攻擊文化中掙扎，是痛苦而孤獨的，但從他人的故事中，我們可以聽到自己、看到自己，我們可以明白自己不是在孤軍奮戰。我們會知道，自己總有一天，會走出這種感覺，一切都會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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