緬北：一場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正在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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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新聞周刊記者：張馨予
發于2023.6.26總第1097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雜志
這一晚，陳童又做了同樣的噩夢。她在深山里迷了路，山的另一邊就是緬甸，她不知道怎樣才能翻到山的另一邊，把弟弟陳晨救回來。
她從夢中驚醒，一身的汗，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下來。
前不久，已經消失十余天的陳晨突然聯系上妻子和兩個姐姐，說自己被老鄉騙到緬甸北部做電信詐騙。工作量一旦達不到公司的要求，就會被打。陳晨偷偷發回了自己被鞭子抽打、被錘子砸手的照片，照片中偶爾還會出現其他年輕人，身上是開水燙出的傷口。陳晨向家人求救，希望姐姐早點把自己救出來，“姐求你了”“看看能不能快點”“沒有一天沒有挨打”“我不知道能堅持多久”。
為了救弟弟，姐姐陳童和陳欣陸續進入了數個討論如何救援被困緬甸家人的群聊，幾個群加起來有數百人，大家在找兒子、女兒、弟弟、妹妹、侄子、侄女。一頓飯的工夫，群里的未讀消息就破千。“人口販賣”，是群里討論的高頻詞。
人口販賣已經成為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重要特征。6月7日，國際刑警組織公布了一份關于人口販賣的研究報告，并向195個成員國發出橙色通報，提醒各國警惕由電信詐騙引起的人口販賣。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尤爾根·斯托克說，最初的區域性威脅，已經演變為全球性的人口販賣危機。
到緬北去
3月22日，被困緬北電信詐騙園區一星期的陳晨鼓起勇氣，偷偷用公司發的手機聯系上了家人。他不知道自己身處哪里，以為是在柬埔寨。陳欣提醒他下載一個地圖軟件，給自己發定位。點開后，雙方才知道，陳晨在緬甸北部，他們都蒙了。
陳晨原本在一座南方城市送外賣。年初，一位從小認識的老鄉聯系上陳晨和他的朋友，說有份在東南亞賭場當服務員的工作，一個月能掙3萬元。陳晨的孩子剛上小學，另一位朋友也有不小的經濟壓力。出于對同鄉的信任，他們在3月初啟程了。
老鄉從頭到尾都沒有露面，但為陳晨安排好了所有行程，讓他們先坐車去貴陽，然后再乘飛機。到了貴陽，行程卻變了，有一輛私家車專程來接他們。路上，又有一個人加入了他們，是老鄉的表哥，他也是奔著傳說中的高薪工作去的。
私家車一路向西南開，通過辨識路牌，陳晨發現已經到了云南的德宏芒市。沿山路開了40分鐘，陳晨漸漸感到不對勁了，手機定位顯示已經靠近緬甸邊境。隨后車突然停住，一下車，陳晨三人的手機就被收走，又被送上另一輛車。
經過幾趟換乘，陳晨三人被送到一座山上，一前一后兩人押著他們爬山。陳晨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，兩人都是1.7米多的身高，身板很壯，皮膚黝黑，口音不像中國人，都帶著刀。爬了四五個小時的山，到達中緬邊境時，已是晚上11點。過了一會兒，押送的人讓陳晨三人走過一道鐵門，穿過門，他們便被送到了電詐園區。
聯系上姐姐后，陳晨把被騙的經過和自己在公司的遭遇零零散散地告訴了她們。每次陳童或陳欣都要先和弟弟對暗號，確保他周圍無人監視才方便溝通。聊完后，陳晨會馬上把對話刪除。
陳童和陳欣每天在群里和受騙人家屬交流，發現困在緬甸電詐園區的人都有著相似的遭遇。
19歲的吳洋和朋友四處找尋工作機會。交友軟件上相識一周的女生告訴他，自家親戚在緬北經營KTV，招募酒水銷售，只需每晚工作幾小時，就可以拿到8000元底薪和額外的提成，另外，還能幫他們解決路費和當地住宿。
可以出去見世面，又可以賺錢，吳洋和朋友都心動了。第二天，他們就啟程了。對方幫他們買了前往云南省保山市的機票，機場外有人接他們，開車帶他們到了邊境。
從這里開始，一切都不對勁了。吳洋和朋友沒有預料到，對方會不帶他們從正常途徑出境。全國各地來的一二十人，被蛇頭帶著，在中緬邊境的大山里穿行。天色已晚，山路陡峭，人隨時都可能墜落山崖。
一夜之后，他們到達緬北，并被一輛車接走，送進KTV所在地。大門口有穿著軍裝、背著槍的人把守，樓內只有三四間KTV，其他房間門鎖緊閉，吳洋疑竇叢生。接近地下室時，他聽見哀叫隱隱約約傳來。一個只在電影里見過的水牢赫然出現在眼前，一豆燈火虛虛地亮著，只看得見水和欄桿，看不清里頭的人影。
吳洋徹底反應過來，這個地方有問題，但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。
從事電詐
吳洋和朋友被收走手機，帶進了一個房間。百來平方米的空間里擺了三張長條桌，二十來人散落在桌邊，彼此用隔板隔開，看起來都在低頭忙著自己的事情。幾名高高壯壯的看守手持電棍，在屋里巡邏。有的人臉上、身上有新的傷痕，一看就是電棍打的。
看守給吳洋及朋友講解上班規則，他們倆被安排在毫不相鄰的位置，不準互相聯系、說話。倆人都上夜班，從夜里12點到中午12點，任務是在聊天群里引導用戶到固定的網絡賭博平臺充錢。上班時間以外，他們也不準離開這個房間，只能趴在桌上休息。
吳洋這才意識到，自己正深陷一個電詐集團。很多人被帶到電詐園區后，會被公司要求簽合同。田小北的弟弟也被騙到了緬北電詐園區，他剛到公司就被強迫簽了兩年的合同，里面規定必須做夠時間或者出單了，才有可能離開。所有人在公司不用真名，必須使用代號。
業績是每天一睜眼最重要的事。陳晨所在的公司做“殺豬盤”，他剛到就接受了培訓：怎么和客人打電話，怎么讓客人對自己產生興趣，怎么一步步加到客人的微信。然后就是實操，每天有規定的工作量，必須打滿一定數量的電話，加到一定數量的新人的微信。田小北弟弟所在的公司專做歐美“殺豬盤”，主攻社交平臺臉書，大家每天按照公司編制的流程，用翻譯軟件和外國人交流。
吳洋則被發了四五臺手機，里面沒有微信、QQ這類人盡皆知的App，以防他們跟外界聯系。手機里只有一個他從未見過的社交軟件，看守們說，許多玩網絡賭博的人都用這個App。
幾個不同的手機注冊了App不同的賬號，被拉進相同的聊天群，吳洋需要用話術打動網絡那端的賭徒，“我今天充了XX元，賺了很多。”另幾個號立即跟上，“我也是，我也賺了。”以此誘使他人充錢。
公司要求的工作時長幾乎沒有低于16個小時的。陳晨每天早上8點起床，會一直工作到凌晨2點甚至4點。而專做歐美“殺豬盤”的公司，要求工作作息和客人保持一致。田小北弟弟的公司晚上10點上班，第二天下午5點下班。
每一兩周，看守們要考核工作量。吳洋所在的公司規定，如果沒有拉足10名客戶，要接受狼牙棍懲罰。如果不服管教，則接受電棍懲罰。打多少沒有規定，自然是打到看守們覺得可以了為止。
吳洋因為任務不達標，被狼牙棍打過，棍子上一根根的刺刺進肉里，很長一段時間內，吳洋的后背都布滿密密麻麻的小疙瘩。他的朋友從進屋子起，就鬧過幾次，極不愿意做這些事。看守們一開始拿狼牙棍打他，后來直接動了電棍。
陳晨剛到公司，就被來了個下馬威，打了30多鞭。陳晨記得，同公司有人無法完成業績，被吊起三四天，期間不能吃飯和睡覺。有人被關進狗籠，四肢在籠里無法伸展。有人筋骨硬，就被幾個人強按著劈叉，同時嘴里被灌著水，不讓喊出聲音。
沒有完成工作量的人，一天往往只能吃一頓飯，當然飯也是自費的。吳洋在第一個月結束的時候，拿到了3000元工資。錢自然是留不住的，這里伙食差，每天基本都是白菜、米飯，一周最多能見一次葷腥。他拿錢打點看守，請他們幫忙買吃的，對方的報價是國內的兩三倍。
田小北的弟弟和家里聯系上之后，家里給他轉過幾次錢，因為弟弟沒有業績，吃不起每天40元一頓的工作餐。還有人用公司發的生活費吃飯，這些錢都被公司一筆筆記到他的賬上，成為他的債務，之后需要償還給公司。
逃，還是不逃
所有人都想過要逃跑，但逃跑是一個難度重重的選項。
有些園區連找到通往外面的路都很難。田小北的弟弟說，園區里有大大小小幾十個公司，每家公司幾十人到上百人，整個園區有幾千人，在園區里走一圈要花20分鐘。
更何況，園區把守森嚴。“整個宿舍和工作的地方，都被鐵皮圍起來了，上面有幾圈防盜網，并且四周都有監控。”陳晨回憶，園區里到處都有荷槍實彈的看守，去吃飯都有二十多人守著。
李冬梅的兒子也被騙至緬北，他練過散打，動了逃跑的念頭。但李冬梅很快收到兒子的信息，說前段時間有兩個人逃跑，好像已經被打死了。同鎮另一個陷在緬北電詐園區的孩子家長告訴李冬梅，自己兒子嘗試過逃跑，被抓了回去，肋骨打斷了一根，后來她和兒子失去了聯絡，不知道兒子是否還活著。
吳洋是其中難得成功的。極度驚恐地過了三個月，吳洋的膽子大了起來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是聯系自己一起被騙來電詐公司的朋友。沒有微信和QQ，他就在聊天App的群里觀察，誰也有類似的話術，再通過句尾語氣詞、常用語縮小范圍，確定某個人可能會是自己的朋友。
吳洋偷偷單加了他好友，一面害怕萬一加錯人，東窗事發，自己會被狠狠地懲罰，一面又滿懷期待、含含糊糊地問了一句話，你是從海南來的嗎？對方想了很久，終于慎重地打出兩個字，是的。二人從初中就相識，共同的回憶數不勝數。互相說了幾件只有對方會知道的事，自此相認。
話題轉回到最迫切的事上來，要不要逃、怎么逃。每天的工作時間，他們趁看守巡邏其他區域時，用手機偷偷摸摸聊上幾句，慢慢探討出一個可行的逃跑方案。
大樓的前門有人值守，后門則沒有，且通向外頭的馬路，并無阻攔。他們所在的位置是二層，跳下去不可行，但吳洋記得，最開始在樓內瞎逛的時候，看到過窗邊的水管，似乎可以借力滑向一樓。看守們每天都會在晚飯前外出三五分鐘取外賣，這是他倆唯一能出逃的機會。
逃，意味著自由，可也意味著一旦失敗，他倆將面對更嚴苛的監禁，甚至死亡。二人都很謹慎，反反復復商榷。直到某天下定決心，第二天就跑。
傍晚，看守們外出拿飯了，吳洋和朋友對視一眼，相繼跑向正對后門的窗邊。他們的記憶沒有錯，窗外確實有根水管，二人抓住水管，滑向一樓。大半年來，雖然和房間里的二十多人朝夕相對，但彼此不通姓名、不知底細。大家都看見了他們的行為，但最終沒有人跟著一起逃。
之后的一切都有驚無險。看守們反應過來時，二人已經跑了很遠。他們特意跑向人多的地方，又在巷子里七彎八拐地穿梭，甩掉了追來的人。他們買了路邊攤最便宜的手機，向家人報了平安，并攔了輛出租車，直奔中國國門。
到達中國國門時，距離二人出逃，才過去短短一個小時。
真實的緬北
短視頻平臺上曾廣泛流傳一段視頻，低沉的男聲說，“這里是緬甸北部，我生長的地方。歡迎來到我的世界，嬌貴的小公主。”緬北被描繪成一個紙醉金迷、歲月靜好的掘金地。而實際上，緬北并非如此。
張焱是南方某地公安局駐云南的民警，從2021年中開始負責滯留緬甸人員的勸返工作。據他的初步估計，僅僅是緬甸東部的妙瓦底就有上百個園區，緬甸的勐能、勐平、邦康、大其力、南鄧、老街、木姐等地加起來至少有1000個園區，“差不多有數十萬人在那邊敲鍵盤”。
廣東警官學院副教授莊華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馬忠紅在發表于2021年的《東南亞地區中國公民跨境網絡犯罪及治理研究》中指出，據統計，從緬甸抓獲的網絡詐騙人數應該位列東南亞各國之首，其中緬北地區在跨境網絡犯罪窩點地中具有“大本營”地位。
緬北地區之所以集中出現大量電詐園區，存在歷史原因。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戴永紅指出，緬北主要指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和東北部的撣邦，緬邊境云南段1997千米，除了與德宏州相對的緬方一側為緬政府控制以外，其余地州緬方一側均為緬甸地方民族武裝(以下簡稱民地武)勢力所控制。
1947年，緬族精英與各少數民族首領共同簽訂了《彬龍協議》，建立聯邦制國家，承認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原則。但之后，緬甸政府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長期爆發沖突，尤其小規模的戰事沖突已是家常便飯。
如今，民地武勢力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了緬北地區，但雙方始終處于拉鋸狀態。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實踐中心主任簡琨益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民地武為了獲取巨額軍費，選擇了走私、毒品交易、賭博、人口買賣等犯罪作為財源。這也導致緬北地區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局面，以準國家的形式支持犯罪。
電詐團伙原本的聚集地并不在緬北，有不少是從國內出境的。因國內打擊力度日益加大，電詐團伙轉而出境尋找落腳點，但詐騙對象始終是中國人。他們輾轉過歐美、日韓、非洲、柬埔寨等地，逐漸從對詐騙有嚴厲的司法打擊、執法能力高的地區，遷徙到對詐騙的刑罰措施低、執法能力弱的地區。隨著我國與各國簽訂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條約，電詐團伙紛紛前往司法真空地帶緬北落腳。
簡琨益說，刑事司法合作，有國家之間的，也有地區之間的。但如果要和緬北的民地武進行此類合作，則涉及一個重要外交議題，即如何定義民地武。據他所知，無論是我國國家層面還是邊境省級層面，與民地武均沒有簽訂此類合作條約。
除此之外，還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國的電詐團伙在此聚集。簡琨益在中緬邊境走訪時也發現，邊民的國別概念較弱，管理始終是一大難題。尤其是一寨兩國的地方，村寨一半在中國，一半在緬甸。村民說云南話、用人民幣，手機信號是移動聯通，手機支付用支付寶、微信，孩子上學、家人看病都要跨境來中國，很可能一家人里，哥哥姐姐住在緬甸，弟弟妹妹住在中國。
在文化背景相似、來往頻繁的前提之下，電詐集團與緬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，且便于偷渡。簡琨益指出，他們彼此語言相通、文化相通、認識相通，“前者想找保護傘，后者想要客戶，權力與犯罪很容易建立關聯。”
緬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。有當地人，有與之來往密切的云南邊民，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領、中層以及馬仔。
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
在此背景下，犯罪組織通過偷渡向緬甸電詐園區輸送人力的產業鏈逐漸形成。
許昌市公安局警察杜廣雷和中國人民警察大學講師張婷與100余名偷越國境的違法犯罪人員進行了交流，又對三十多個犯罪團伙和典型案件中的1000名涉案人員進行了綜合分析，并于2022年將成果發表于一篇論文中。他們發現，多數偷渡者淪為犯罪組織賺錢的工具，犯罪組織以3萬~15萬元不等的價格，將偷渡者分流至賭場或詐騙組織。陳晨進入電詐園區后才知道，當時把自己騙上路的老鄉能夠從中得到抽成，算上陳晨、陳晨朋友和老鄉的表哥，進賬至少幾萬元。
除了從國內將偷渡者賣到緬甸各個電詐園區，緬甸不同電詐園區之間也存在人口販賣行為。
一次聯系中，李冬梅的兒子說自己因為沒有業績，被公司威脅，“再不出業績就賣到其他園區”。李冬梅著急了，害怕兒子被賣到其他園區之后，又聯系不上。這種情形在尋人的家長群里太常見了，有些家長的孩子已經被轉賣過幾次，越往后業績壓力越大，因為越往后販賣的價格越高，這筆賬都被公司算到個人身上。
有些電詐公司的人口販賣已經出現明顯的綁架特征。一位江西父親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兒子在過年前被騙到緬北電詐園區，由于一直出不了業績，被視為累贅。兩個多月后，公司讓兒子聯系自己，出錢把人買回去。
國際刑警組織于6月7日發布的有關人口販賣的研究指出，數以萬計的人正在東南亞被販賣，這種人口販賣現象最初出現在柬埔寨，后來又延伸至老撾和緬甸，如今還有至少4個亞洲國家出現了販賣中心。
國際刑警組織在研究中還指出，之所以會出現規模如此龐大的人口販賣現象，是因犯罪組織利用了后疫情時代的特點——越來越多事務只能在線上處理，使得電信詐騙的數量急劇增加，與此同時，許多人失去了工作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工作機會，因此更容易被高薪工作所誘騙，成為電信詐騙的工具。
在簡琨益看來，近些年來，隨著緬北地區犯罪組織的壯大、網絡化，實際上這些組織已經呈現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趨勢，而犯罪集團一旦呈現有組織化，人就具有了雙重價值——第一是作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對象，第二是作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工具。
當人作為犯罪對象，犯罪組織唯有通過誘騙、綁架被害人才能勒索大量的贖金，實現物質利益的目的。當人作為犯罪工具，犯罪組織會通過轉變被害人成犯罪人的方法，來不斷壯大組織。簡琨益說，從實際案例來看，被打掉的犯罪組織，其中的成員有很大一部分一開始是被騙到緬北的被害人，此后轉變成為犯罪組織的成員。
“國際刑警組織提出的‘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’應當進行一種現代意義的解讀，這不同于傳統的拐賣人口并從中獲益，而是跨國有組織犯罪以壓榨人權獲得利益的一種內循環：要不將人作為人質獲得利益，要不將人變成組織成員獲得利益。”簡琨益說。
(為保護隱私，文中陳童、陳晨、陳欣、吳洋、田小北、李冬梅、張焱為化名)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3年第23期
聲明：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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